一、城市绿地公平，不能只看公园和树

当我们谈论城市绿地公平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公园、街道树、草坪和社区绿化。然而，在快速扩张的城市中，还有一种长期被低估的绿色空间：耕地。它可能位于城市边缘，也可能嵌入居民区、闲置地或社区尺度的种植空间；它未必承担传统公园的休闲功能，却可能真实地出现在居民日常生活的可见范围之内。

该研究从“居民实际暴露到多少绿色”这一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城市绿地公平问题。研究不再把所有植被简单合并为一个总量指标，而是区分景观绿地和耕地，并进一步考虑植被季节变化、绿地空间分布和人口分布之间的耦合关系。

图1｜高楼与道路之间的耕地：中关村东路附近实拍（注：图片由论文作者实地拍摄）。

二、研究关注了什么问题？

城市里有多少绿地，并不等于居民能够公平地暴露到多少绿地。绿地公平的关键在于：绿色空间分布在哪里？周边住着多少人？这些绿色在一年中是否保持稳定的生长状态？不同类型绿地在空间上是否服务于不同人群？

基于这一思路，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人口加权的城市绿地暴露评估框架，将绿地类型、月度 NDVI 植被状况和人口栅格等多源时空数据相结合，量化居民对不同类型绿地的暴露水平，并使用基尼系数衡量城市内部绿地暴露不平等。研究覆盖 2010、2015 和 2020 年中国 320 座城市，并比较了动态城市边界与固定 2010 年边界下的结果。

图2｜分类绿地暴露评估框架。（a）不同类型绿地的人群暴露评估。（b）绿地暴露不平等及其季节动态评估。（c）动态城市边界下的类型特异性关联分析。（d）固定城市边界下的耕地补偿效应评估。

三、研究发现了什么？

主要发现 1：耕地服务的人群规模被长期低估

研究发现，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看，景观绿地暴露仍然高于耕地暴露，但耕地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土地。2010—2020 年间，在近一半的样本城市中，耕地服务的人口规模超过景观绿地。到 2020 年，耕地平均暴露水平约为 31，相当于景观绿地平均暴露水平 38 的 82%。

这一结果说明，在许多城市中，耕地并非只是等待被开发的“剩余空间”，而是已经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居民日常绿色暴露的形成。尤其在南方和北方城市，耕地暴露水平更接近景观绿地，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图3｜中国320个城市景观类绿地与耕地暴露水平。

（a）2010年、2015年及2020年景观绿地与农田的服务人口对比。每个点位代表一座城市，颜色代表接触绿地的总人口数量，红色圆圈标注出排名前十的城市。（b）南方、北方、西北地区及青藏高原区域内，景观绿地与农田的服务人口占比。（c、d）各城市人群分别接触景观绿地（c）与农田（d）的情况。点位大小代表暴露程度。插图分别展示区域平均暴露水平（上方）以及暴露水平随纬度的变化趋势（右侧）。

主要发现 2：耕地与较低绿地暴露不平等关系更稳定

研究进一步比较了景观绿地暴露和耕地暴露与城市绿地暴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耕地暴露在 2010、2015 和 2020 年均与较低的不平等显著相关，而景观绿地暴露的作用较弱且不稳定。到 2020 年，耕地对不平等缓解的关联强度超过景观绿地的四倍。

从机制上看，耕地往往分布在原本绿地暴露较低的人群附近，因此更容易抬高暴露分布的“低端”，降低城市内部差距。这种作用并不意味着耕地可以替代公园或街道绿化，而是说明它在特定空间结构下具有补偿性。

主要发现 3：季节变化让绿地公平呈现时间维度

城市绿地公平不仅是空间问题，也具有季节性。研究发现，四大区域的绿地暴露不平等普遍在春季和秋季较高、夏季较低，但不同城市的季节波动幅度存在明显差异。

进一步分析显示，耕地更多通过“分布在哪里”影响公平，而景观绿地的季节稳定性则更影响一年中绿地公平是否稳定。换句话说，耕地的关键在于空间补偿，景观绿地的关键在于长期、稳定、可管理的绿色供给。

主要发现 4：新增绿地未必自动带来公平改善

2010—2020 年间，耕地和景观绿地对绿地暴露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均有所减弱。固定 2010 年城市边界的分析显示，在老城区范围内，新增景观绿地更多集中在原本暴露较高的区域，而耕地面积的下降削弱了原有的补偿结构。

这意味着，提高城市绿地总量并不必然降低不平等。真正重要的是新增绿地是否进入低暴露人群所在区域，以及城市扩张过程中是否保留或转化了仍具有暴露价值的耕地空间。

图4｜城市耕地对绿地暴露不平等的结构性补偿作用。（a） 2020年补偿强度的空间分布，以及2010—2020年固定2010年边界内补偿量的变化。（b）固定2010年边界下，2020年补偿强度与补偿变化的区域分布。（c） 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动态边界与固定2010年边界下不平等程度及补偿指数对比。（d）2010—2020年景观绿地与耕地暴露水平的平均变化情况。（e）2010年、2015年、2020年各城市内，不同景观绿地暴露水平分段对应的耕地暴露平均值。（f）2010—2020年固定2010年边界内绿地面积变化与不平等变化的关联关系。

四、研究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 在高密度老城区，改善绿地公平仍应以景观绿地为核心，包括小微绿地、街道树、社区公园和可达性更强的邻里绿化。

• 在城市边缘和扩张区，具有实际暴露价值的耕地不应被简单视为待开发土地，而应结合生态、景观、食品生产和社区功能进行选择性保留。

• 对靠近低绿地暴露人群的耕地，可探索社区农园、教育农园、低投入种植、社区支持农业等多功能转化方式。

• 当服务低暴露人群的耕地被建设用地替代时，应同步开展补偿性景观绿地供给，避免绿地总量增加但公平性下降。

五、结语：从“绿地有多少”走向“谁真正暴露到绿色”

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城市绿地公平不能只用绿地覆盖率或 NDVI 总量来评价。一个更加公平的城市绿色系统，需要同时关注绿地类型、季节状态、居民分布和空间可达性。耕地不是景观绿地的替代品，但在部分城市和特定空间情境下，它可以成为弥补绿地暴露差距的重要补充。

未来的城市绿色规划，应从“增加多少绿地”进一步转向“把什么类型的绿地配置给哪些人群”。只有当新增绿地真正进入低暴露社区，城市绿色发展才可能更接近公平。

上述研究成果以“Classification-Based Greenspace Exposure Assessment Reveals the Compensatory Role of Urban Cropland in Greenspace Equity”为题，发表于期刊Earth’s Future。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博士生齐俊楠为论文第一作者，黄舟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主要合作者还包括南京大学鲍毅助理教授、香港大学陈斌副教授，以及纽约大学印轶副教授等。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U2344216, 42271471, 42401559)的支持。

文章信息： Classification-Based Greenspace Exposure Assessment Reveals the Compensatory Role of Urban Cropland in Greenspace Equity. Earth’s Future, e2025EF007248. DOI: 10.1029/2025EF007248.